解决制造业占比下滑“未富先老”：多地亮出新制造业发展计划

（原标题：解决制造业占比下滑“未富先老”：多地亮出新制造业发展计划）

日前，在制造业大市佛山举办的一场实体经济论坛上，数位专家都提到了一个共同话题。中国制造业正在加速“未富先老”，要警惕制造业比重过快过早下降。

从数据来看，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2.45%，达到历年来的峰值，而后历经了波动式、趋势性下降，降至2019年的27.17%。

但对比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过快过早。美国27年下降了8.1个百分点，日本23年下降了2.8个百分点，而中国仅用了13年就下降了5.3个百分点。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所的工程师张亚丽曾在2020年就对此做过系统性研究。她发现，美德日韩等均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较高水平时，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而目前我国远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制造业比重却早已“提前”进入了下降阶段。

“制造业是国家产业体系安全和自主可控产业链的重要保障，在制造业由大谋强的关键阶段，比重一旦下降过快过早，可能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发生，威胁产业安全，制约创新发展，甚至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张亚丽说。

制造业夹心化：红利消失叠加成本飙升

张威不止一次觉得，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正在成为引发制造业龙卷风的那双蝴蝶翅膀。“2020年接到手的一些订单，基本上都是在亏本做，实在有些撑不住了。”

作为广东中山一家机电企业的老板，张威浸淫行业10多年，今年压力尤其大。工厂生产所需的铜，价格在年后遭遇了剧烈震荡。接订单时铜价每吨才4.5万元，如今要花6.5万元购买原材料。

“小企业资金本就拮据，只要市场上稍微有些风浪，小船说沉就沉了。”张威甚至有了最坏的打算，毕竟身边不少朋友都已或早或晚离开了制造行业。

虽然经历过不少风波，但张威始终认为“制造业是个好生意”。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基础好，上下游产业链完整，从海外拿到订单后可以迅速组织人马开工，配件自给半径不超过10公里，港口运输距离也近，忙碌一年总有收获。

张威的想法确实代表了一大批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制造业确实凭借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高素质低价格的熟练工人以及相对较低的土地租金投入，形成了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抢占了全球市场。

例如，早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占比中就达到19.8%，超过美国19.4%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并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这些原本中国制造业赖以成功的因素，正在一项项悄然瓦解。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为例，人口红利大概在2012年左右开始消失，人工成本也逐年走高。早年东南沿海地区纺织工人工资集中在5000元左右，中西部地区则在3000元左右。但如今纺织厂招工的工资开到6000-8000元，也少有人问津。有企业反映，“5年前公司的人工成本仅占20%，现在已经达到了60%。”

除此之外，包括铜、铝、塑料等原材料市场也“涨”声一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产资料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上旬，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共计10余种原材料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上涨，电解铜涨幅达到48.95%、铝锭价格同比上涨32.5%。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透露，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3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比重已经上升到60%的历史高位，反映劳动力成本高的企业比重已经高达36%，而反映物流成本高的企业比重也高达33.5%。

张威如今也在动摇，他越来越觉得现在的生意开始有些“夹心化”了：一方面，人工、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利润大为减少；另一方面，欧美高端制造业回流、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再明显了。

投资信心不足：不敢投与不愿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正的同时，制造业投资却持续几年下降。例如，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9%，工业投资零增长，制造业是负2.2%增长。

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对制造业投资低迷的现象也进行了分析。邹澜认为，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主要是外部经济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制造业企业的流动资金紧张，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自然受了影响。

一位不具名的企业家对此也颇为赞同。在他看来，制造业投资负增长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资信心不足。“企业家用脚投票，人力、原材料等一系列要素上涨，抬高了整个制造业的成本，极大地挤压了利润空间，没有利润哪来的投资信心？”

据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净利润在5%以下和5%-10%的企业合计占到了近70%。这种利润率很难覆盖融资成本，自然也没办法激起企业家的投资意愿。调查甚至将此现象总结为，“利润不高不想投、前景不明不愿投、方向不清不敢投、融资困难没钱投”。

上述企业家反映，企业家对制造业投资意愿减低是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而企业反映最多、影响最大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企业税费负担重，二是融资贵融资难。

“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低，尽管国家近年来在减税降费方面投入很大，但企业经营依然面临压力，减税降费还有较大空间。”该企业家说。

广东星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算了一笔账，即便企业不开工，银行利息、水电、厂房设备折旧等成本都要支付，一个月就要刚性支出500万元左右成本，每个月还要支付员工薪酬福利近500万元，老板几乎都在为员工打工。

“长此以往下去，谁还愿意坚守制造业呢？所以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在非常时期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张伟明说。

东莞康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国雄也反映，很多制造业企业实际上是赚钱的，但流动资金压力大，很多钱都压在了原材料上面，订单一来就抓慌。找银行融资要有抵押，有一大部分企业的设备、厂房都是租的，从银行贷到钱的几率还是小。“几个回合下来，很多老板就打消了扩大投资的意愿。”

新制造业计划：技术赋能增效

多位专家表示，制造业向来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全国327万家制造企业吸纳了1.05亿人就业，占总就业的27.3%。如何防止制造业比重过快过早下降？

“要将制造业比重维持在一个合适的区间。”张亚丽研究发现，美英日德等发达国家在已完成制造业化的基础上，仍纷纷提出再制造业化战略，意图继续维持制造业高端领域的竞争优势，制造业比重甚至出现波动性反弹的态势。

她建议，在推动我国制造业化进程中，不仅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要密切关注制造业比重波动调整的特征与趋势，把控好下降的时间和速度。例如，提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利用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化解过剩产能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则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高级生产要素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源投入而发生变化。

中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收入水平也随之上涨，原本具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会逐步减弱，使相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具有更低成本优势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这符合市场规律。

按照李晓华的观点，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不可逆的大趋势，但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积累形成新的优势。例如，不少地区制造业企业数量虽然减少了，但低端制造业却实现了向高端制造业的跃迁升级，极大地提升了效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注意到，不少城市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制造业发展计划，推动新技术等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缓解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

例如，重庆、武汉、西安、东莞、青岛、佛山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安排中，都着重强调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发展制造业；武汉要求擦亮“武汉造”名片，苏州提出全力打响“苏州制造”品牌。

尤其是杭州，其2010-2020年的十年间，第二产业占比已从47.8%一路下降至29.9%，降幅高达17.9个百分点。杭州为此发布了一项“新制造业计划”，提出到2025年杭州要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十百千亿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总量、新引进项目投资额“六个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