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专栏丨新形势下地方金融改革需新视野

（原标题：杨涛专栏丨新形势下地方金融改革需新视野）

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日前，央行发布《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21）》，认为2020年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展现强大韧性，区域协同发展稳步推进。事实上，区域金融运行与地方金融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当前，一方面中央部门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众多领域，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创新基层试点，另一方面众多核心城市也在持续加快地方金融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自2012年启动的“温州金改”开始，我国地方金融已经历了众多“风风雨雨”，也逐渐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经验和有效路径。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地方金融改革通常包括四个历史阶段：要素集聚、功能完备、生态健全、价值外溢。

一则，着眼要素集聚是地方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此阶段地方政府的重心往往在于努力集聚和引入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着力打造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建设有形的金融要素市场、地方产权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增加本地上市公司数量；推动区内金融机构推出特色金融创新产品等。在地方金融发展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这种“大干快上”可以带来金融业增加值、金融服务地方产业的规模快速增长，但在整体金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或许会带来金融要素的“重复建设”与“低效竞争”，乃至于一度出现众多城市都喊出积极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口号。

二则，所谓功能完备则是地方金改的“进步”阶段，此阶段则不再仅仅着眼区域金融要素的“数量集聚”，而是把重心转向区域金融功能的持续完善。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包括支付清算、融资与投资、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由此，地方金融则应在集聚要素的基础上，先真正在金融支持产业优化升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保障居民消费与理财需求等方面不断创新服务能力，然后则应考虑在风险管理与分散、支付清算基础设施、信息与信用管理方面不断拓展地方金融功能覆盖边界。

三则，重视生态健全则到了地方金改的“升级阶段”，在此阶段，需要从更综合、可持续、环境优化的角度来看待地方金融发展。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区域金融生态土壤的差异，会带来截然不同的金融体系成长演变趋势。如果把金融看作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则金融生态则是指影响地方金融发展的各类要素，既包括金融机构、市场、产品等内部要素，也包括经济、法律、信用、技术、文化等外部环境要素。因此，地方金融改革的目标，则逐渐转向夯实、完善、丰富、优化金融生态“土壤”，从而为地方金融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并且足以承受各类内外短期冲击的影响。

四则，所谓价值外溢，则是地方金融发展的“更高阶段”。当前我国正在走向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增长方式也在从粗放式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应对收入与财富分化的矛盾也是重中之重。由此，金融业的价值所在，不仅是自身的稳健发展与盈利能力提升，也不限于被动地为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更是应该从国家长期战略目标层面，主动体现出额外的“价值贡献”。例如，有效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服务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支持民生与助力共同富裕等。

应该说，现有地方金改多数正处于从要素集聚，到追求功能完备、生态健全的过渡阶段，结合日益演进的数字化大势，此时的核心“抓手”应该是构建新型的产业与金融合作生态，全面拓展金融功能。对此需关注三方面问题。

一是从金融单向支持，到平台模式下的产融结合，全面实现场景落地。在数字化时代，金融支持实体不再是被动的，而是着眼金融与产业内在融合的“新产融”模式，以充分发掘地方的C端、B端、G端场景为主线，依托平台经济模式，实现区域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一体化。二是抓住金融科技发展的核心要素，改善区域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在经历了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多轮整治之后，地方更应深刻认识到，迎接新金融时代更需先练好“内功”，如战略与机制、人才、数据、技术、场景、风险与安全、监管与政策、社会责任、硬件设施、文化等。三是地方金融将从区域约束到跨区配置，从物理生态到数字生态。新形势下的地方金融不再限于一域，而是跨区域经济资源、跨区域金融资源的“排列组合”，传统的金融“物理空间”功能区也逐渐转化为“软”功能区、“虚拟”功能区。尤其需要看到，数字化改变了生产、消费与金融范式，地方金融同样绕不开变革大势，需直面数据经济与金融“新模式”，把握好创新与安全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