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工业过程煤和散煤是中国减煤短期重点方向

（原标题：专访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工业过程煤和散煤是中国减煤短期重点方向）

在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煤炭的逐渐退出将成为长期趋势。今年4月，国家能源局印发《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其中提出，2021年，能源结构方面，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56%以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2%，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0.6%，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

接下来，如何把握煤炭逐渐退出的节奏？“十四五”期间，减煤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占煤炭消费比重最大的煤电，“十四五”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局？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邹骥看来，短期内，中国减煤的重点主要是工业过程煤和散煤，同时应严格控制煤电装机总量，不再新增煤电项目，但存量煤电项目的减少、退出，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一些地方的“十四五”规划，尚未来得及或充分将碳达峰、碳中和的影响考虑在内，仍然规划了不少高碳项目。邹骥认为，地方有必要对此作出调整。

工业过程煤和散煤将是短期减煤主要方向

《21世纪》：“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严控煤炭消费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邹骥： 2013年，我们的煤炭消费总量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一路下降，2017年开始出现反弹，包括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对比上一年继续增长了0.6%，但消费总量都没有超过2013年的水平。我认为“十四五”期间的煤炭消费总量也不应该超过2013年的水平，即实现达峰，并开始稳步下降。

目前按照用途来分，我国煤炭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电煤、工业过程煤和散煤，各自的占比分别大约是55%、30%和15%。短期内，我认为降低煤炭消费量要以工业过程煤和散煤为主。

首先说工业过程煤，包括钢铁、水泥建材、煤化工等，这里面有巨大的减煤潜力，“十四五”期间需要在工业过程煤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划，比如在现在的消费量上降低1/6，有很多可做的事情，包括提高各类工业炉窑能效并降低煤耗或进行燃料替代，加大废钢的回收利用，采用氢能炼钢技术、用太阳能电解水制氢代替煤制氢等。

另外需要大力去除散煤，散煤的消费量大约有7亿吨上下，主要是一些工业小窑炉、小锅炉以及郊区和乡村民用生活供暖炊事用煤等，带来的污染非常严重，需要尽快做好燃料替代。

《21世纪》：电煤的占比是最高的，中国也明确提出将严控煤电项目，从时间和节奏来看，电煤将如何逐渐减少？

邹骥：中国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它们的重化工业比较少，工业过程煤和散煤的占比非常低，煤炭的主要用途是发电，所以“去煤”主要就是“去煤电”，而我们的工业过程煤和散煤占比高达45%，仍然有很大的降低潜力。减少工业过程煤炭和散煤，总体而言技术相对成熟，成本相对较低。

电煤的大规模替代，可能还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一是因为我们的煤电厂设备普遍还很年轻，平均煤电机组年龄大约12-13年，远没有达到淘汰的寿命期，背后是大量的银行贷款和金融稳定所依赖的收益，所以必须是分批次、分步骤地限制、减少，否则将可能导致过多的资产沉淀甚至引发显著的金融风险。

二是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还有待可再生能源的不断发展，使得成本更低，技术更成熟，非化石能源挑大梁替代煤炭还要假以时日。

当然，煤电装机机组的平均发电小时数必须要逐渐下降，一些既有煤电机组可以进行灵活性改造，让它们变为调峰机组，系统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的问题。

煤炭的退出并非短时间内完成，而是逐步、有序的，但我们需要尽快着手安排，比如从煤炭、煤电行业退出的职工，年轻人安排转岗到新的岗位，老职工做好安置等，也要做好一定时间尺度的资产管理准备，最大限度减少沉没资本的规模。

新上马煤电项目将“输在未来”

《21世纪》：存量煤电的减少和退出需要渐进式完成，但有的地方比如为了应对“电荒”，仍将继续新增煤电机组，有研究报告也提出煤电在电力系统中“压舱石”的地位不变，你怎么看？

邹骥：我觉得要悬崖勒马。煤电继续增长，实际上是冒了极大的资产沉没的风险。

碳中和的大势已成，将来在碳排放方面，要求只会越来越严格。就算趁着现在立即上马煤电机组，项目周期一般至少长达二三十年，将来发电小时数受限制了，资本回报上不去，其实是输在了未来，所以在长周期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问题上一定要有远见。

现阶段，我们需要严格控制煤电装机总量，不再批新的煤电项目。未来中国的电力消费还会继续增长，但增量的部分不应该再来自于煤炭，而是非化石能源。规划部门在做规划时，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方面，投资方向也要转，包括如何降低非化石能源的成本，提高技术的可靠性，增加配套设施，要迅速往这个轨道上转。

当然，有的地方为了调峰的需要新增煤电装机，比如出现“电荒”的省份，一定要在同一区域或者全国范围内相应减掉同等的或者更多的装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电荒”有的并不是电量不够，而是可能因为寒冷天气等缘故，短短几天内用电需求突然上升，出现电力供应紧张。

我们有很多应对措施，应当优先考虑需求侧管理，通过削峰填谷缓解电力短期不足的瓶颈问题。比如需求侧先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对于高耗电企业安排设备检修，或者以昼夜交替、平日与周末交替的方式开工。一般“电荒”的时间并不会持续很久，削峰填谷方面有很多潜力可挖。从电源侧来看，可以利用风光水电互补，将北方一些煤电转为调峰职能，加强大电网之间的调度。

所有的措施应该排个序，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应该再增加煤电。只有坚持这样的方向和思路，才与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能源高质量发展、品质升级的必由之路。

未来要形成碳价不断上升的预期

《21世纪》：中国的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已经启动，涉及2225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对于煤电企业而言，假如购买配额的成本并不高，会不会倾向于购买配额，而放弃减排？

邹骥：理论上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这就需要通过控制发放碳排放额度，来起到调节碳价的作用。

另外，在碳市场中需要适度注入一些现金流，比如通过打通资本市场和碳市场之间的联系，让购买碳配额的资金更充裕，通过提高对碳配额“有效需求”的方法短期起到支撑碳价的作用，当购买碳配额的成本（碳价）高于减排成本，就会刺激一些市场主体去减排。

目前来看，我们的碳价水平总体仍然是偏低的，未来至少要形成碳价不断上升的预期。

《21世纪》：一些省份做“十四五”规划的时间早于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承诺的时间，因此“十四五”还安排了高碳排放的项目，可能将对碳达峰、碳中和带来压力，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

邹骥：各地在“十四五”规划之外，接下来还有分项规划，一定要跟上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和今年春天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否则，我们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地方在“十四五”时期没有反应或者反应不够充分，将难以实现目标。

从地方经济发展来看，未来的新动能将是在绿色低碳方面，在能源的转型、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等方面。所以在寻找新的增长点的时候，地方政府需要转变发展理念，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

《21世纪》：从你所了解的情况看，地方政府或企业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解及相应的落实执行，是否还有待继续提升？

邹骥：总体而言，大家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关注度在明显上升，有的理解很到位，并且采取行动也很迅速。有的对于有何影响、怎么做，仍在消化中。还有的并不积极，甚至认为在2030年之前，我先冲个高，使劲排放，这是一种糊涂的认识，越是排放得多，后面实现碳中和就越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并不是说抓紧“占个便宜”，而是要尽快做好减排的准备。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还需要不断地做工作，包括媒体要发挥重要作用，把正确的概念、正确的思路不断传播出去，提高全社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