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13周年特写：与地震波赛跑的人

（原标题：汶川地震13周年特写：与地震波赛跑的人）

2021年的5月12日，是汶川地震13周年纪念日。时光荏苒，但由这场大地震所引发的地壳应力的改变，在13年来又诱发了数起破坏性地震。

但积极的变化是：中国的应急响应速度、建筑物抗震等级均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地震信息的感知不再依靠“肉测”，而是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接收终端，在地震波到来前的几秒甚至几十秒收到预警信息，提前采取避险措施。

王暾是推动中国地震预警事业进步的关键人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今年“5·12”前夕对他进行专访，讲述地震预警10年的进展。

建成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

2008年512大地震后，拥有双博士学位的王暾选择回国，开始研发地震预警技术，这项技术利用电波传输速度快于地震横波的原理，在地震正在震中发生、地震横波到来前将预警信息传送给用户，当时全球范围内仅有墨西哥和日本掌握了这项技术。

事实上，中国地震局在2000年左右便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但直到汶川地震前，项目进展缓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知的信息是，其中既有人力和财力原因，也存在一些争议，如地震预警是否必要——有专家认为，地震预警存在盲区半径，预警信息从传感器到中心处理器、再传送给用户的过程中，也在理论上存在误报和漏报的可能。

官方的踟蹰不前，给了王暾机会，他带着300万自筹资金组建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以下简称“减灾所”），开始对地震预警技术进行研发，自己的身份从一名博士，转变为这家民营研究所的所长，“与汶川地震之前相比，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汶川地震后的余震不断，给了我们的技术很好的验证平台，并通过实测来不断完善预警系统”，王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与此同时，中国地震局也继续推动地震预警的研究，如在国家发改委的项目支持下，2009年开始在首都圈和兰州都市圈做地震预警试验，该项目后来在2017年通过验收。

此外，当年科技部的一项计划也支持中国地震局利用台湾海峡地震多发的条件，展开地震预警的试验工作。

民办机构和官方一前一后的展开地震预警试验，这为此后的“官民之争”埋下伏笔。2010年玉树地震后，中国地震局明确提出为地震预警立项，争取国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同年11月，王暾在前期研究、试验的基础上，开始在汶川地震余震区小规模化建设传感网，对地震预警进行实测。

5个月后的2011年4月19日，四川发生的一次地震被王暾的地震预警接收器捕捉到，急促的预警声响过20秒后，地震波及成都，这一幕因有完整的视频证据，被认为是中国的地震预警技术首次获得成功的佐证。

2011年—2012年7月之间，成都高新减灾所只布设了130个传感器，而在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后，传感器网的建设加速，到2013年2月，王暾宣布已超过墨西哥和日本，建成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

地震预警发布权与服务权的“官民之争”

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地震预警发布权与服务权的“官民之争”，即地震局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谁能拥有预警信息的发布权与服务权，有专家指出，如日本的地震预警信息由日本气象厅发布，交由民间机构服务并不妥，且一旦误报，易发生恐慌。

王暾则认为，地震预警是同时具备科学性、公益性、公共安全性和商业性的。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既然有科学属性，就破解了减灾所与地震局矛盾的问题，科学属性是面向所有能够研发出优良地震预警技术的机构的。地震预警的误报率与准确率取决于地震预警技术系统，与建设地震预警网的机构的行政级别无关，“创新不能戴上制度枷锁，公众广泛的参与是重要的力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同时，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部门）都具有发布权，而不是只有省级政府或省地震部门才能有发布权。

而在2013年举行的一次地震预警管理办法的专业讨论会议上，当专家们正激烈讨论地震预警的发布权之时，地震预警传来，现场很多专家都接收到减灾所地震预警网产生的预警信息，让这场讨论“意外”的以王暾的胜利结束。

2013年4月，四川芦山7.0级地震发生，这是继2008年5月12日后四川发生的最高震级地震。地震预警权和服务权的“官民之争”暂告段落，中国地震局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都加快了研发进程。一个月后，四川省政府成立地震预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为我国西部的首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王暾有了新的身份——地震预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

到了2015年初，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铺设了6300个地震传感器，覆盖22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用户通过手机，或架设在学校、社区的大喇叭便可及时接收预警信息，开展了民营单位广泛的、安全的地震预警服务社会。

解决盲区半径仍属难题

2015年和2019年，王暾把地震预警技术先后输出到了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

之前，王暾一直被问到，作为地震多发的美国为什么不用地震预警，“美国之问”也被反对者认为是中国不应发展地震预警技术的一个例子。但2019年1月美国也开始向公众推广地震预警，质疑声音逐渐消失。

王暾认为，对于一项新技术是否应该采纳的评价标准，在于能否提高社会效率，或者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或者为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作出贡献等，而不是在于国外是否研究与、应用。特别是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在了世界创新的第一梯队，科技创新自信感应该被加强。

当然，曾经的争议还包括：地震预警存在盲区半径，即在现有技术条件内，震中半径20公里内，电波无法跑赢地震横波，导致震中居民接收不到预警信息，“盲区内的伤亡比例是最高的，这是地震预警实际效果不大的关键”，在2018年5月12日前夕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高校的学者提出了上述观点。

王暾认为，盲区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6.5级以上的地震，40公里的破坏性区域会显著的大于20公里的盲区半径”，他同时表示，地震预警的目的是减少伤亡和财产损失，如汶川地震中，如果拥有预警技术，虽然有预警盲区，盲区仅仅在震中映秀附近20千米范围内，但是甚至汶川县县城都有7秒预警时间，北川有31秒预警时间，青川55秒预警时间，很多民众就可以提前避险，可以减少2~3万人伤亡。不过，随着中国地震局也坚定推进地震预警工作，预警盲区也不再成为中国地震局专家否定地震预警、否定减灾所成绩的原因。

2019年6月17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成功预警了长宁地震，引来诸多媒体报道，王暾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

但王暾也注意到一个灾害预警领域的规律，灾害是小概率事件，灾害预警也是小概率事件。地震预警APP的平时下载量很少，每天有十几个，甚至是零。但每当地震发生后，下载量就大规模的爆发。2019年四川长宁地震后，每天下载量是百万级的，成为当时安卓系统的最高下载应用程序。

资金链断裂危机

王暾的“总部”在成都高新区软件园内，这里诞生了包括迅游科技、极米科技等知名公司，造富神话不断出现，软件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频繁，薪水随着不断跳槽而增长，但2019年之前，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平均工资都显著低于同行的，王暾预计只有同行们的7成左右。

最大的危机，其实出现在2010年。在进行地震预警技术研究两年后，在技术体系和试验成果都没出来之前，王暾的300万资金全花光了，各项给予他个人的人才补助也全部搭了进去。

到了当年4月，所里面开始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人员流失严重，20人的研究团队下降到13人，王暾唯一能做的是，每天召集员工一起吃饭，但就是没有工资发。甚至一些材料供应商也不愿再与他们合作，因为总是拖欠项目款。当时，包括王暾在内的很多员工，甚至依靠刷信用卡来维持研究所正常运转。

2010年底，转机出现，王暾等到了科技部创新基金的50万支持，成都高新区的配套资金也来了。2011年3月，北京一家公司需要采购高铁地震预警设备，王暾提着两个地震烈度仪到了该公司演示，顺利拿到95万的项目资金。

2019年，四川达州的一家企业投来3800万的资金，有了这笔钱，王暾才将自己员工的水平提升到软件园的平均水平以上。

未来将进行地震预报研究

2020年末，持续多年的地震预警“官民之争”告一段落，在中国地震局新任局长闵宜仁上任后不久，中国地震局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签约，共建“地震预警技术研究成都中心”，王暾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成都中心主任，双方同时宣布将共建中国的地震预警网。

王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双方共同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共建想法：已有的传感器网络的融合、预警中心软件体系的融合、预警应用经验的融合。目前，双方共同制定了《中国地震预警网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指南（内部试行）》，支持了减灾所一直倡导的省市县政府（地震部门）都能够发布地震预警条款。

回顾来看，王暾认为，过去是单一的、依靠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我主导“中国地震预警1.0版本”，而与中国地震局共建后，将会是2.0版本。

王暾期待，未来的地震预警网能实现盲区半径更小、可靠性更高、应用规模更广的目标。“不可被否认的是，正是在减灾所的努力下，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地震预警网络的国家”，王暾说。

目前，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一共有9名博士，员工120多人，王暾预计很快会增加到150人。其研究范围，也从地震预警向多灾种预警延伸，包括山洪、泥石流、山火的预警等，包括OPPO、小米等手机厂商，也成为他们新的投资者。

王暾自己也有好消息传来：在回国13年、进行地震预警10年后，他终于有钱在成都买房了。

（作者：李果 编辑：钟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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