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启“大国大城”新时代：崛起23座万亿GDP城市 领跑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原标题：中国开启“大国大城”新时代：崛起23座万亿GDP城市 领跑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凝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之路，在其带领下我国城市发展格局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1949年之前，我国没有一个城市GDP超过百亿元；1986年之前，我国也没有一个城市GDP达到千亿元，但到了2020年，我国万亿GDP城市已达到23个；经过100年发展，我国人口达到千万量级的城市也已经达到了18个，这些大城市的总人口为2.747亿人，也就是说，我国接近20%的人口都生活在这些千万人口城市之中。

不仅如此，这些重点城市均产业发达、创新活跃，无论是其自身发展的竞争力还是对全国发展的带动力，过去百年间都不断强化优化，当前也承载着更为突出探索重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国都早已进入大城市引领发展的时代。我国城市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国整体发展的最鲜明写照。因此，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万亿GDP城市、千万人口城市等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它们在经济增长、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探索和变迁历程，力图从城市维度呈现建党百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希望能够借此一窥我国城市发展新格局轮廓以及背后的演化趋势。

23座万亿GDP城市崛起

GDP是刻画城市成长的主要脉络。

过去100年间，我国城市的经济体量变化，大致可用“三级跳”来形容。20世纪50年代，我国首次出现了“百亿级”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诞生了第一个“千亿级”城市；2006年，我国又进一步迎来了“万亿级”城市。

作为“领跑者”，上海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1959年，上海GDP在全国率先突破百亿元，但随后在此量级徘徊许久，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再进入发展“快车道”。

统计显示，1978年上海的GDP为272.81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为211.05亿元，是一个典型工业城市。随后，上海的GDP于1987年突破500亿元、1992年突破1000亿元、1995年突破2000亿元、2001年突破5000亿元、2006年突破1万亿元、2011年突破2万亿元、2017年突破3万亿元。截至2020年，上海的GDP已达到了38700.58亿元。

可以看到，上海经济总量的“量级突破”不断加快。并且，上海也逐步从一个工业城市升级到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1999年，上海第三产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0年，上海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随后又在2016年突破2万亿元。

这直观呈现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两大逻辑主线：规模壮大和结构升级。事实上，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广州和深圳，也有着与上海一致的成长轨迹。这三座城市的GDP分别在1978年、1985年、1989年突破百亿元；1994年、1995年、1996年接连突破千亿元；2008年、2010年突破万亿元。由此，四大一线城市格局延续至今。

不过，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成就辉煌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城市脱颖而出，它们散布并立足于不同区域，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2020年，我国万亿GDP城市已达到23个。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这其中不少城市的GDP从“千亿级”迈向“万亿级”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例如合肥，2006年GDP突破千亿元、2020年突破万亿元，前后不过14年。这也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有力写照。

我国城市GDP快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虽然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不同，但始终难以绕开一个关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水平上升。

例如，1949年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国家稳定发展，以及不断深化改革所创造的环境和加快工业化所带来的机遇，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有力推动了城市生产效率和城镇化率上升。

进入新世纪后，对许多“头部城市”而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看齐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产业也成了主导，依托教育、医疗、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资源要素的不断富集，发展动力持续增强，特别是科技对城市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越来越重要。

以杭州为例，这座长三角地区的“明星城市”，近10年便是牢牢抓住了信息产业发展的“风口”，才成功实现跨越发展。作为“创新之都”的深圳更是典型代表。展望未来，科技创新和先进产业发展也必将成为我国城市经济格局演化的核心决定要素。

人口向大城市奔涌而去

人口是我国城市发展格局百年演化的另一缩影。

可供检索的数据显示，1949年之前，我国至少已有10个百万人口城市，其中1949年上海户籍人口就已突破500万人、北京常住人口也超过了400万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成立崭新国家之后，我国城市人口不断壮大。这意味着，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依托城市获得了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同时也助推了城市发展。以北京为例，1959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700万人，相当于10年间增长了300万人左右。

从全国来看，虽然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进行了一定限制，导致大城市人口增长出现短暂放缓，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人口迁移条件放宽很快让大城市人口增长进入加速期。仍以北京为例，1972年总人口突破800万人、1980年突破900万人、1986年突破千万人、2011年突破2000万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发现，上世纪最后10年和本世纪最初10年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背后是人口流动条件不断放宽，大量人口“进城”。

以上海为例，1980年常住人口为1152万人，这一数据在1990年升至1334万人，10年间增长了15.8%；2000年上海常住人口为1608.6万人，较1990年增长了20.6%；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02.66万人，较2000年增长了43.1%。

为避免“大城市病”，近年北京和上海逐步加强了人口规模控制，但这并未改变“头部城市”人口不断壮大的趋势，广州、深圳及诸多新一线城市人口仍在快速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已有18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千万，其中重庆以3205.42万人排名第一；上海、北京和成都人口也都超过2000万人，排名第2-4位；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也均超过1700万人，位列第五、第六位。单从2020年来看，全国就有东莞、长沙和青岛三座城市跃升为“千万人口城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未来，我国千万级人口城市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容，因为过去10年间人口获得较快增长的省会城市，许多将在未来10年突破千万人口。这也意味着，我国城市人口发展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进入大城市、大都市圈发展的新时代。

同时，面对新形势，人口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也日渐明显。其中，最为直观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年轻的流动人口的需求正变得更强。

不过，人口增量在为一座城市注入竞争新优势的同时，也对其承载能力提出了诸多更高要求：如何在人口增长与财政能力、就业供给、生活成本之间取得“最优解”，特别是如何更好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更大需求，均需得到回应。

从“制造立市”到“制造强市”

“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无论是经济规模壮大还是人口增长，产业都是关键。过去100年，中国从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制造业大国的进程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产业发展突出的城市，它们无疑也必将在未来中国城市经济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100年来，我国从工业基础“一穷二白”，发展成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短短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2020年，我国已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2-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至26.59万亿元，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

回望百年奋斗之路，正是快速的工业化将城市发展不断推向新阶段、新层次，诸多发展成就耀眼的明星城市、万亿GDP城市，都曾因制造业而兴，甚至是“制造立市”。

作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上海在100年前就已经是全国工人数量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拥有以纺织、食品为主的8大类54个行业的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但197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也仅有514亿元，上海工业“腾飞”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

目前，上海已形成了集成电路、电子信息、汽车、民用航空、生物医药等多个先进制造集群，重、轻工业门类之全堪称全国之最，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35000亿元。2020年，上海更以高达9656.5亿元的工业增加值，高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位。

深圳的工业增加值仅次于上海，但深圳曾是全国第一个工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的城市。自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以来，深圳一直把工业作为立市之本，培育出了华为、中兴、比亚迪、迈瑞、华星光电等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骨干企业，近年又诞生了大疆、优必选等一批新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第二产业比重目前仍然保持在37%左右。

全国23座万亿GDP城市中，泉州的第二产业比重最高，达到57.2%，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大市。泉州经济的亮点在于传统制造业保持了较强活力，孕育出了安踏、恒安、盼盼、九牧、柒牌、361°、匹克、七匹狼、劲霸等一批全国全球知名品牌。

被誉为“工程机械之都”的长沙，则是仅次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日本东京的世界第三大工程机械产业集聚地。长沙工程机械总产值约占中国的27.5%、全球的7.2%，产品覆盖180个国家和地区，培育出了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为代表的多个世界级企业。

作为目前广东三大万亿GDP城市之一，佛山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和活跃民营经济，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智能制造重镇，拥有美的、海信、格兰仕等知名企业。不仅如此，随着广佛一体化发展的推动，“广州研发+佛山制造”的协同发展模式正释放强大动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不少大城市已经步入了“后工业”时代。早在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达到了45.5%，超过第二产业0.1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但实体经济仍是“定海神针”，特别是我国大力巩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当下，制造业仍一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根基。

实践中，近年不少万亿GDP城市也不断表露出要打造“制造强市”的决心和雄心。例如，上海在2018年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吹响了重振“上海制造”的集结号；杭州2019年推出“新制造业计划”，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要达到25000亿元；而在主城区实施“退二进三”已有二三十年的南京，2020年决定再度将工业“迎回”主城。

展望未来，面向数字化时代，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传统制造业正被不断颠覆，大量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为了各个城市积极抢抓的机遇。

跑上“科技自立”新赛道

然而，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是，随着生产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制造业发展逐渐难以立足于原有模式，例如继续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也是我国城市经济“百年进阶”的关键一环。

从曾经的积贫积弱到如今拥有一系列“大国重器”，从曾经的“拿来主义”到如今下定决心加强自主创新，我国科技创新的进步，无疑是百年历史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篇。

国际上，通常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2020年，我国的R&D经费支出达到24426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4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为1504亿元。

具体到城市，北京在2019年成为唯一一个R&D经费投入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R&D经费占GDP比重高达6.31%，遥遥领先于其它城市。从统计体系来看，R&D数据的统计对象主要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规上企业三大科技活动主体，前两者大量聚集于北京，北京也承担了全国较多的基础研究任务，2018年北京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比重达25.5%。

但与此同时，北京也是科技产业高地，2020年共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9万家，数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一；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位居世界城市首位。

上海2020年全社会R&D经费投入约1600亿元，占GDP比重约4.1%。2016年，上海以张江地区为核心承载区，获批建设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通过集中建设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开展重大前沿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能力。

2020年，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发表论文124篇，占全国总量的32.0%。另一方面，上海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同样表现亮眼，截至2020年底，上海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数量达到37家，占全国总量的17.2%。

对深圳而言，企业在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华为为例，2020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支出达1418.93亿元。当然，由于全球性布局，华为的研发支出并不完全集中在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些企业创新逐步走到“无人区”，近年深圳持续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例如，2020年，深圳在全国率先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市政府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应当不低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30%”。

从广州来看，这座“千年商都”的科技创新，一方面以数量众多的本土高校科研院所作为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则不断探寻与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发展相耦合。截至2020年，广州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41家，市级重点实验室176家，以及拥有国家级孵化器41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2个，省级大学科技园6个。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只有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我国重点城市相继跑上科创新赛道，不仅将为城市本身发展带来强大后劲，也将有效带动全国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科技自立”进程。

（作者：陈洁,王帆,王梦阳 编辑：杜弘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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