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三五”就业图谱：私营个体就业占比过半，制造业从业者“西迁”

（原标题：中国“十三五”就业图谱：私营个体就业占比过半，制造业从业者“西迁”）

2021年，“最难就业季”再度降临，909万高校毕业生将再创新高。

就业优先，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不断凸显。从“十三五”时期来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500万，5年分别新增1314万、1351万、1361万、1352万和1186万人。其中，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就业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还显示，2016-2019年我国就业总人口也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但进一步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就业格局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发展态势，这也形成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就业发展趋势的基本参照。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过去5年我国就业格局主要出现了三方面变化：首先，我国正式进入私营、个体经济就业时代，2019年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占比总就业人口超过50%；其次，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持续下跌，2019年已经跌穿2亿人，并且其中制造业从业人口出现了一定的“西迁”和“减员”现象，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则已超过3.5亿人；再次，我国6岁以上总人口中，本科学历比重提至接近7%，其中富裕省份的“学历挤压”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例如北京本科以上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35%。

展望“十四五”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步入就业市场，我国整体就业局势的复杂程度还将进一步提升。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应对好未来的就业问题，我国需通过进一步激活私营和个体经济发展活跃度，并从鼓励激发创新创造的角度获得解决之道。

我国进入私营和个体就业时代

“十三五”时期，我国就业局势的首个突出变化是，城镇就业人员占比上升。

2015年，我国总就业人员为7745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0410万人，而到2019年，虽然总就业人员几乎维持不变，但城镇就业人员却增至44247万人。

变化更大的是，私营和个体单位在我国就业中的作用增强。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为28077.1万人，而2019年升至40524.4万人，上升44.33%。

这也意味着，2019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突破50%，我国正式进入私营和个体就业时代。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背后受诸多因素影响。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私营企业发展活跃、持续壮大。以2020年为例，我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为64516亿元、同比增长4.1%，而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为14861亿元、同比下降2.9%，私营企业为20262亿元、同比增长3.1%。

其次，“十三五”期间我国大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私营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再次，灵活就业和个体就业也逐步成劳动者青睐的选项。

上述趋势在一些省份表现极为明显。数据显示，从2015年底到2019年底，全国共8个省份的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增长超过70%。其中，陕西增速超过100%，位列第一，河南、福建和山东四省增速超过80%，黑龙江、河北、安徽和青海四省增速超过70%。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多是此前非私营就业占比偏高的省份。作为对比，浙江、江苏等历来私营和个体就业活跃的地区，“十三五”期间增速并无明显表现。这事实上也反映，一些省份在“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加速优化，并有力推动了就业结构转型升级。

以黑龙江为例，作为国有经济主导型较强的省份，2015年该省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占13.3%，而同期广东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仅约6.3%。

但到了2019年，受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影响，黑龙江总就业人口下跌，并且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比重已跌破10%，同时其他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却均增长，分别从2015年的151.6万人、185.5万人，升至2019年的169.8万人、187.5万人。

陕西也类似。作为工业发达、大企业林立的省份，2015年陕西就业总人数为207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224万人，占比超过10%。2019年，陕西总就业人数仍为2071万，但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已降至187万人，但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非总就业人员）却快速上升到803万人，较2015年的449万人出现大幅上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上述趋势在“十四五”时期还将继续演进，一方面随着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劳动者的观念和选择也在持续变化，包括更加关注就业岗位创新性、成长性而非简单的稳定性。

制造业“减员”现象明显

从我国总的私营和个体就业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容纳了最多就业人口，2019年分别在整体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中占15390.2万人和5907.4万人。

但是，这两个行业在整个“十三五”期间的就业增长情况并不一致。其中，与2015年进行对比，批发和零售业的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增长36.47%，而制造业仅增长12.82%。

事实上，如果从城镇就业维度看，我国制造业整体从业者“减员”明显，2015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员为5068.7万人，而2019年降至3832.0万人；2015年底城镇私营和个体制造业从业者为2770.3万人，但2019年底小幅上涨到2984.8万人。换句话说，城镇私营和个体、非私营的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总人数从2015年的7839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6602.3万人，合计降幅达到15.8%。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制造业“减员”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首先，制造业是经济稳定的“压舱石”，需有效增强其支撑能力；其次，我国拥有较全工业产业链，这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依托，需进一步巩固强化；再次，一般来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若大批从业者从第二产业退到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会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东部工业比较优势的逐步消退，我国制造业从业者也出现了一定的“西迁”趋势。例如，2015年四川省的制造业从业人员为591.23万人，2019年上升至600.62万人；2015年贵州制造业就业人员为850526人，2019年上升到937205人。

其中，以私营和个体就业从业者的涨幅明显，2015年贵州私营和个体制造业从业者分别为261932人、163735人，2019年分别上升到361293人、280192人。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北京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者仍然有119万人，但2019年已大幅下跌到只剩86.9万人。

当然，也有一些中西部省份出现了制造业“减员”情况，但降幅较小，例如重庆2015年制造业从业者为236.13万人，而2019年下降到221.59万人。

总的来看，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由于成本上涨等因素，我国制造业正出现两股迁移浪潮，一是不少低端制造业外迁至东南亚、印度等地，二是从我国东部内迁至中西部地区。

相比东部，中西部具备较大人工、土地、电力等成本优势，以城镇私营单位制造业平均工资来看，北京、天津、上海平均工资最高，北京达到78361元，天津与上海也达到了66150元和62475元。这一工资远超吉林、青海、甘肃、湖南等地不足4万元的水平。

未来，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东部制造业的发展，不能再依靠简单的成本效应进行竞争，而是要依靠规模效应的突破，也就是各地制造业必须打造产业“集聚效应”，以产业集群的模式“突围”。目前，各地也都在积极布局不同的产业集群，以促进制造业做大做强。此外，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越来越大，品牌、技术等都将成为我国制造业“突围”关键。

（作者：陈洁,刘蕴仪 编辑：杜弘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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