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生育政策放宽难改“少子化”进程，专家建言由“家庭育儿”转向“社会育儿”

（原标题：仅生育政策放宽难改“少子化”进程，专家建言由“家庭育儿”转向“社会育儿”）

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数据出炉，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全国人口为141178万，以此测算，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约为8.5‰，较2019年的10.48‰有所下滑，创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

而在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这项指标上，我国自2010年以来首次跌破1.5关口，来到1.3，距离人口学上2.1的世代更替水平已有不小距离。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七人普数据结果发布会上表示，“少子化”趋势主要与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等因素相关。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同时，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工业化、现代化造成了居民生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若能联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等诸多主体共同搭建社会育儿体系，由“家庭育儿”转变为“社会育儿”，将能缓解育儿压力，促进生育水平。

“少子化”进程加速

根据七人普数据，我国人口总量在2010年至202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0.53%，较上个十年下降0.04个百分点，人口总量增速总体放缓。

在过去十年间，除2016年小幅反弹之外，我国新增人口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1200万的低点。

而归结根本，“少子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低生育问题不单是我国特有，而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的困扰。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曾撰文表示，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生育率下降的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借由生殖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避孕节育技术的可获得性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弱化了家庭功能，逆转了代际间财富流的方向，使得多生孩子成为非经济理性的事情。

“人口的再生产由追求数量的粗放型向追求质量的精致型转变，最终使得人们自主限制家庭规模来实现家庭成员平均福利水平的提升。女性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迅速提高，伴随社会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强化了家庭对于子女数量的理性选择。”杨舸称。

黄文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晚婚化、非婚化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20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当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813.1万对，同比下降12.2%，连续7年下降。

“非婚化与少子化的原因是相似的。一方面，女性收入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其对于结婚生子的选择更加审慎；另一方面，房价高企，工作压力增大，生育、养育、教育子女的成本不断攀升等原因也让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子持保留态度。我们可以观察到，越是年轻的群体，生育意愿也越低。”黄文政说。

广东、福建为何相对“多生”？

我国人口出生率也呈现着明显的地域差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2019年我国31省份出生率数据后发现，西藏、宁夏、青海、贵州、广西、福建、海南、云南、江西、广东位列全国前十，其中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与西部省份，而京津沪与东三省则出生率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经济发达省份，广东、福建的出生率排名居于高位，而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数据则处于中下游水准。

黄文政对此解释道，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出生率相对越低。但广东、福建等地的宗族观念深厚，向来有“多子多福”的生育传统，顺应了生育政策放宽的趋势。加之广东吸引了大量外来年轻人口的涌入，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也为“多生”铺设了条件。

黄文政对此指出，由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农村居民的观念逐渐向城市居民看齐，在“一胎化”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少生已成为大势所趋：“过去我们总觉得农村居民生育意愿很高，把这部分人群的生育潜力激发出来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个想法如今可能要打上一个问号。”

由“家庭育儿”转向“社会育儿”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在黄文政看来，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是延缓新增人口下降态势的前提，“包容性”的提法已往正确的方向迈进。

但就“全面二孩”政策的效应来看，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面对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总和生育率为1.3的“双低”局面，相关的配套措施需应声上马。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指出，为什么生育意愿这么低？为什么很多人即使有生育意愿，实际上没有生育？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高负担是很大原因。首先需要调整女性和男性对于生育成本的承担比重，譬如深化落实男性陪产假制度；针对降低养育成本，应建议加大0-3岁托幼服务，并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当中；而增大教育投入，推进教育的公平性与科学性则是减轻教育成本的关键。

黄文政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过往，育儿往往被认为是家庭需要肩负的责任，但倘若能联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家庭等诸多主体共同搭建社会育儿体系，将能显著缓解育儿压力：“光靠家庭育儿，孩子的父母包括老一辈人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生活品质和工作质量也会受到显著影响。既然生儿育女是对社会作贡献，那么社会也应当回馈家庭。国内的普惠型托儿所、幼儿园数量正在抬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黄文政另称，落实女性产假期间社保及相关待遇发放，实行更为弹性化的工作制度安排，促进工作与生活相协调等举措对于缓解“少子化”趋势也将起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