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生物科技潮起：“最慷慨的投资人”与“最好的上市地”

（原标题：香港生物科技潮起：“最慷慨的投资人”与“最好的上市地”）

【编者按】

这是科技创新最好的年代。

2019年2月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大湾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特区政府也加大科创政策支持力度，本届特区政府承诺在任期结束前把本地研发总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17年约0.73%提升至1.5%。在政策的暖风频吹之下，香港的科创环境正在逐步优化和繁荣。

21世纪经济报道与香港投资推广署联合推出“香港科创新机遇”系列专题报道，计划采访香港有代表性的科创行业和企业，试图梳理他们的探索、发现和努力，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为香港乃至大湾区的科创略尽绵薄之力。敬请关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在国家层面提倡“双创”，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推动生物科技产业发展，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大刀阔斧地进行上市制度改革，生物科技行业的发展迎来了久违的春天。众多的生物科技分析师、投资人、上市公司汇聚香江之滨，本地的生物科技生态圈蓬勃发展。

香港素以亚洲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闻名于世，而今，生物技术这一新兴产业为“东方之珠”的未来描绘出了一片新的蓝图。

专注于亚洲的医疗保健私募股权投资公司GT创投主席卢毓琳，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投身生物科技行业，被外界誉为“香港生物科技之父”，亲身经历了香港生物科技行业的腾飞。

事实胜于雄辩。截至2019年8月,香港生物医药领域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7776家,其中，医药制造及研发、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等核心产业1849家，占全部企业的23.8%。更让人引以为傲的是，弹丸之地的香港拥有7家生物医药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有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已落户于白石角的香港科技园。

自1980年代从加拿大回港后，卢毓琳开始全力以赴投身于香港的生物科技产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说服当时所任职的外资生物科技公司管理层，在亚太区设立首个办事处。年过七旬的他谈及香港生物科技的前景依然激情飞扬，在他看来，香港在生物科技领域的优势十分显著，拥有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全球顶尖的大学和杰出的科研人才以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等。

随着亚洲生物科技行业大时代的来临，曾在政府、商界、学术界有诸多建树的卢毓琳亦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名风险投资人。GT创投主力投资于医疗器械及使用人工智能（AI）进行药物研发的早期初创公司，基金的规模已达3亿美元，投资的组合包括基因测序公司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等一众欧美生物医药明星企业。

“我们所投资的都是全球最领先的生命科学技术，最一流的科学家团队。”卢毓琳笑言。

香港本地的生物医药产业目前主要以医疗服务企业和产业服务为主，占比超过70%。卢毓琳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为生物科技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湾区应该抓住国家政策支持这样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在临床医学研究、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对接、中医药标准化、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同时，加大引进卓越的海外生物科技技术与项目，经由香港进入大湾区其他城市，同时也致力于探索湾区项目经由香港提升知名度，实现‘走出去’，探索大湾区产学研创新生态新模式 。”卢毓琳指出。

据悉，目前GT创投基金正在为深圳坪山的湃诺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将链接GT创投在国际的创新资源引进颠覆性的高端医疗器械项目和自主孵化进行国际合作转化。

“最慷慨的投资人”

生物技术是香港一个重要的产业，并被特区政府确定为“经济增长支柱”。众所周知，新药研发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投资。2018年，港交所首次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为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实现商业化的创新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了融资渠道，解决了研发资金的“燃眉之急”。

卢毓琳曾先后担任香港工业署的生物科技委员会主席，以及创新及科技基金（由香港创新科技署管理）生物科技项目评审委员会主席。他笑言，香港特区政府是全世界“最慷慨的投资者”，初创的生物科技企业无论是在技术研发、应用、市场推广、申请专利、聘请人才等各个环节，都能申请特区政府的各项资助。

以创新及科技基金为例，截至2020年4月30日，该基金共批出609个与生物科技相关的研究项目，资助金额高达1.58亿美元。获资助的项目涵盖干细胞疗法、分子诊断、传统中药现代化、生物药品制造等不同研究范畴。

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担任助理教授的李登伟对于亚洲生物科技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在2010年回流香港推广干细胞研究。2013年他的研究团队成功运用干细胞技术，在全球率先培植出“微型人类心脏”。

2014年，他创立了再心生物科技，并在过去6年先后与香港创新科技署以1：1的比例配对投资，获得投资超过4500万港元，研发迷你心脏技术。复制心脏曾经是科幻大片里的场景，然而李登伟却将其变成了现实。只要在手臂上抽取数毫升血液，八至十个星期后，即可在实验室内复制出仅指甲般细小的“迷你心脏”，用途是大大新药研发的周期和降低成本。

2011-2016年间，身兼香港大学干细胞及再生医学研究中心总监的李登伟以基因工程成功研制了全球首个人类心脏细胞及首个在实验室中创造的“立体人类迷你心脏”。在大学基础科研项目中获得了约7200万港元的资助，包括研究资助局的主题研究计划、香港大学的“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等。李登伟坦言，这些资助无论对于吸引海外团队或者培养本地人才都十分重要，“比如资助大学的研究，研发到了一个成熟期就可以商品化。整个（生物科技）的生态圈形成的确需要政府的支持”。

实际上，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自上任以来，港府已投入约千亿港元大力推动创科发展。在2018-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中，香港特区政府明确将生物科技列为发展创新科技领域的四大范畴之一。她指出，香港资本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可满足创科领域的融资需求，兼具临近内地的优势，对生物科技企业及投资者极具价值。

为了吸引全球的优秀科技人才，创新科技署于2018年6月推出了“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实施快速处理安排。截至2020年10月底，创新科技署已批出502个配额，其中51个与生物科技相关。

来港上市是“最好的选择”

一场世纪疫情的暴发让生物科技行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亦成为市场追逐的目标。2020年全年，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指数飙升49.5%，大幅跑赢恒生指数。

2018年4月底，港交所推出了25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改革，推出18A章节，首次向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敞开了大门。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港交所已经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上市中心。截至今年3月底，自上市新规实施以来，已有63家医疗健康公司在港交所上市，IPO集资总额超过1969亿港元。其中，共有31家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以18A章节上市，共集资821亿港元。

诺辉健康执行董事兼CEO朱叶青表示，自从18A政策出来以后，香港吸引了内地大批的生物高科技公司来港，“香港云集了大部分的国际的专业投资人和一些国内的投资机构，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接触多元化的投资机构。同时港交所的新政策，也能助力高科技公司充分利用这种资本平台。”

癌症早筛作为近年来医疗健康行业的一个朝阳产业，凭借巨大的发展潜力，一直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作为国内癌症早筛行业的“独角兽”的诺辉健康，2021年2月初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大获成功，共获得4133倍的超额认购。

在朱叶青看来，来港上市是诺辉“最好的选择”。“我们一方面希望推动自身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大规模的推广，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国际上专业的投资人能够关注我们，便于我们将来走出国门，一方面把我们的产品对外授权（license out）到国外的市场，也希望能够引进授权（license in），或者是国际市场的并购方面有所动作。”

站在位于中环的交易大堂里鸣锣上市是刘艳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她的公司自主研发的乳腺生物节律监测系统，动态追踪乳腺健康情况，用于居家健康风险提示。然而，她坦言，目前港交所18A板块“吸引了很多国内的比较中大型的企业过来，这些企业还都是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早期的项目还是不多，对于初创企业的门槛还有点高。”

目前在港挂牌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主要以药物研发为主，相关公司上市时的最低市值需达15亿港元，必须拥有其核心产品相关的专利，且在建议上市前至少6个月得到至少1名资深投资者提供的相当数额的第三方投资等。对此，卢毓琳认为此举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和维护交易所的声誉，亦有利于香港生物科技产业的长远发展。

开荒牛

跨境找药难题终于在粤港澳大湾区迎来破冰。

家住深圳的杨女士（化名）可能从来没觉得自己如此幸运。RH阴性血型（即俗称的“熊猫血”）的她已怀孕28周，原计划去澳门购买并在当地医院注射抗D免疫球蛋白注射液，却在4月23日突然胎膜早破收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深圳医院”）产科。

六日后，杨女士成功注射了第一剂抗D免疫球蛋白注射液，这让她成为了自“港澳药械通”政策在港大深圳医院试点启动以来的首个受益者。

去年1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八部门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该方案授权了深圳可以使用香港已经上市的药品，即“港药通”。港大深圳医院则是首家“国际新药准入”指定试点机构。

港药通项目引入跨境药品和器械，对于推动整个大湾区的医疗质量“同质化”十分重要，也是在大湾区发展医疗融合、同质化、一体化中的重要课题。

“两个体系的融合绝对是一件好事情，这也让香港的生物科技向一个更大的市场开放，大部分的公司不会特意去设计一款药物只是为香港本地市场的。把事情变容易对企业来说永远都是一件好事。”李登伟坦言。

这个消息让相达生物科技的创始人招彦焘欣喜不已。香港土生土长的他于2014年在美国创立医疗诊断技术初创公司相达生物科技，部分启动资金来自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然而，2017年招彦焘决定回流香港设立公司总部，他笑言自己当时怀抱着做“开荒牛”的心态，“决定赌一把”。

在他看来，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发展生物科技产业可优势互补。“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研究人才以及国际先进水平的医疗体系，但香港欠缺的产业配套，正是其他大湾区城市的优势所在。”他坦言，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优势是发展生物科技的一大优势，“在美国得州全世界最大的癌症中心，需要3个月才能收集到二三十个大肠癌病人的样本，但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一个上午已经有20个病人的样本。从临床研究和测试的角度来说，中国一定会比全世界快。”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让相达生物科技的快速测试技术在业界声名大噪。招彦焘认为，公司的现场快速测试及液态活检样本处理产品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潜力巨大。公司计划短期内在大湾区市场推出一项癌症测试的专利技术，通过浓缩及纯化目标分子，改善生物诊断测试的准确度。

拓展大湾区内地市场，亦早已列入了李登伟的商业计划之中。“这在我们发展的路向图的下一步计划。香港是一个好的开端。到时候需要扩大规模，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去白云区做了。香港九成的人口都是广东人，我们拓展去大湾区其他城市，一些数据和经验也都可以应用。”

在他看来，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在推动生物科技的发展合作前景十分广阔。“香港是一个试验阶段，我们在香港先做，因为这里的医疗体系比较了解，比较能够获得认受性。在香港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功案例后，我们就会扩大到整个大湾区。”

（本报记者朱萍，实习生魏笑、孙祎雯对此文亦有贡献。香港投资推广署相关查询请联系：bryanpeng@investhk.gov.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