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刘元春、黄益平……最新发声！

（原标题：刘世锦、刘元春、黄益平……最新发声！）

3月13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等围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安排，进行了深度解读。

刘世锦：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仍有5%左右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左右的目标。“这个目标还需要‘跳一跳’才有可能抓得住。”刘世锦说。

在刘世锦看来，中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增长潜能包括追赶潜能和数字技术、绿色转型所带来的新潜能。当前仍要重视追赶潜能。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大概1.3万美元，到2035年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这中间的增长潜能要依靠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依靠制造业和农业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等。

而在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领域，我国和先行者的差距已经不大，部分领域并驾齐驱，甚至实现了“领跑”。

刘世锦表示，两种潜能是融为一体的，挖掘增长潜能需要摆正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仍有5%左右的潜在增速，宏观政策对经济主要起稳定和平衡的作用。据他测算，宏观政策对于GDP的影响大约有一个百分点，而其余四个百分点取决于技术条件和体制政策环境。

“1:4的关系，大概说明了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刘世锦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宏观政策稳增长已经有较多着墨，但不能只盯着宏观政策，结构性改革也要推进，特别是有的结构性改革也会带来短期的扩张效应。

刘世锦以扩大内需为例，分析了由结构性改革可能带来的增长潜力。刘世锦认为，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和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是扩大消费的两大重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间。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这段话讲得很关键。”刘世锦说，城乡融合发展中包括“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以及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以户籍改革为例，建议除个别城市或地区外，其他地方都采用负面清单的办法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对于推动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刘世锦建议实施新的三年攻坚战。

此外，刘世锦表示，应该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刘元春：政府工作报告对稳预期进行了系统谋划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表示，政府工作报告落实了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大部署，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左右的目标。刘元春认为，站在当下，这一目标的难度和实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他测算，按照两年平均测算，2022年和2023年的两年平均GDP增速为4.1%，而如果今年能够实现预期目标，2023年和2024年的两年平均增速则将达到5.1%。

“可以看到，这意味着在剔除基数效应的基础上，5%的经济增长比上年的增长要提高1个百分点。”刘元春说，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大国经济要提升实质性的1个百分点的难度很大。同时，从另一方面看，2023年GDP实际增速为5.2%，名义增速为4.6%，今年如果实现5%的实际增速，价格水平实现3%左右，名义GDP增速比上年高出3个百分点左右，这个难度也很大。因此，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不低。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巩固和增强回升向好的发展态势，使中国经济快速向趋势性增长轨迹靠拢。

对于宏观政策安排，刘元春表示，不少政策表述较之前有相似性，但也有了新变化。以财政政策为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其中适度加力的内涵不仅仅体现在3%的赤字率上，更重要地体现在了专项债规模和项目资本金使用范围扩大上，体现在了增加超长期国债发行上。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今年的政策工具与不低的经济增速目标具有很强的匹配性、很强的相机抉择性特征。”刘元春说。

刘元春还指出，政府工作报告在目标设定、工具选择、重点任务设定等方面，把稳预期的一揽子方案进行了谋定。今年在稳预期上面着力很多，不是简单的“一招鲜”，依赖单一的某一项政策，而是进行了系统性谋划，使稳预期的抓手更实更多更体系化多元化。

黄益平：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重视对外开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列为2024年的首项政府工作任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以2月以来国外政府和企业针对中国产业政策产生的事件为例，分享了自己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对外开放之间关系的看法。

黄益平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建设新型的产业体系。决定创新成效的因素既有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也受知识产权保护、市场主体活跃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的开放度。”黄益平表示，当今的创新需要借鉴利用的技术和能力是世界范围内的，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非常重要。我们既要坚决回应和捍卫自由贸易的权利，支持国际贸易体系开放，同时也要不断完善产业政策。

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我们增加或者减少供给都会对国际市场的供求平衡产生重要影响。建议考虑如何更好将对外开放和创新相结合，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黄益平建议，一是要主动更积极地利用多边贸易框架，维护开放、公平、透明的国际贸易体系。客观来说，中国的“新三样”出口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是有益的，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来推动多边框架，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二是要从根本上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想办法逐步克服国内宏观失衡的问题。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很重要，提升国内消费既有短期方式也有长期方式，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改善福利支持、收入分配等。

三是要在支持创新，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政策支持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前端。产业政策不要限制竞争。产业政策要有适时退出机制。地方出台引导政策需要更加理性，避免盲目跟风。

责编：万健祎

校对：彭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