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差点“杀死了”ofo？

在“先行者”ofo和“后进生”摩拜的双寡头格局竞争中，也都频频曝出资金吃紧状况。

“消失”几个月后，创始人戴威终于回归了ofo。

即使10月底，已有一家大型券商中介机构入场做ofo破产重组方案的消息下，戴威也未露面，而是ofo官方发声明辟谣。关于戴威的动向，ofo前成员、接近戴威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透露，10月份戴威经常带团队去新加坡，很少在国内，他在新加坡有一个区块链公司。就此记者向ofo官方求证，公关方面回应，“戴威就在他北京的办公室工作，经常见。”

互联网金融中心5层，11月14日下午，戴威在这里与在职员工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内部会议。

戴威会上表示，“看到公司还在”，一下子改变了曾经“想着要不要干脆倒闭，承认自己失败”的想法。当被员工问及“公司会不会被收购、会不会破产”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是——“ofo被收购、合并都有可能，但不可能破产。”

上述ofo前成员、接近戴威人士对记者唏嘘到，假如ofo与摩拜合并或者像摩拜一样早点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ofo的命运可能会改写，但历史无法倒退，极度缺钱和激进扩张的“悖论”，让ofo一路走的不易，中间创始团队和资本方之间的内耗，也一定程度造成了今日的局面。

从小校园步入大社会，面对公司规模不断壮大，戴威坦言，自己对团队管理跟不上感到焦虑。这一回答也恰恰反映出了ofo的内部掣肘。在DCCI研究院院长刘兴亮看来，ofo如今的残局里，身为创始人的戴威需要反思。

据悉，由于ofo内部管理随性、松散、粗放，甚至对资金在使用上存在极大的消耗和浪费，不止如此，最为广泛关注的便是巨额融资后ofo内部爆发的贪腐问题。

2016年入职ofo的员工刘新比戴威年长一些，在他看来，“多年经验的职业经理人，管理一家风口企业，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戴威刚毕业就能管理起这样一个独角兽体量的公司，本身就是边干边学。”

戴威此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刘新坦言，ofo早期的文化氛围的确沿袭了校园风，但他个人很认同这种非僵化运转下的管理模式，“很有凝聚力，创始团队和普通员工间的关系既亲近又平等。”当然，他也指出，随着员工人数激增，一些外部中高层职业经理人的加入，导致ofo内部文化的向心力下降。

但戴威到底需要反思什么？除了管理独角兽企业的能力有待提升外，上述ofo前成员、接近戴威人士对记者透露，“戴威确实早前有一票否决权，但股份不代表企业运营时没有资金压力，而且他的脾气非常执拗，在做决策遭到反对时往往听不进意见，公司高管劝也不会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位人士举例道，戴威在一些业务上比如坚持全球大量扩张，加上造车数量之大，没有及时采取变现措施，还对与摩拜合并的提议表示不同意，滴滴给予支持时也表现出不在乎的感觉，“可投资机构一旦感觉创始团队让其尴尬了，自然会给戴威等创始团队断粮。”

时间回溯到一两年前，ofo和摩拜都是资本的“香饽饽”，不愁“钱粮”。在ofo和摩拜的摩拳擦掌间，一场场关于融资、补贴营销与圈地投放的竞赛开启。这与此前疯狂烧钱的百团大战、大战如出一辙。

记者从公开资料中整理获悉，ofo自成立以来共获得了近10轮融资，囊括了金沙江创投、真格基金、天使投资人王刚、经纬中国、滴滴出行、小米、顺为在内的20多家知名投资机构。

让ofo创始团队出乎意料的是，去年3月时，ofo平台上日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万，成为继淘宝、滴滴、美团之后，中国第四家日订单过千万的互联网平台。

记者从公开数据中了解到，ofo在2017年上半年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融资，开始大量投放新车。当年7月，摩拜宣布获得6亿美元融资后，ofo也紧随其后对外宣布获得了7亿美元E轮融资。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如此连续的高额融资，ofo竟然可以在两三个月内“烧光”。

在刘兴亮看来，资本进入后，共享单车领域就逐步缺失了原本应有的价值，演变成了资本博弈的游戏。

他强调，不断增多的自行车给单车租赁公司造成巨大的存量库存，当共享单车成为负资产时，行业甚至出现残局。就在2017年冬，悟空单车、酷骑单车、小蓝单车、小鸣单车等相继因资金链断裂，陷入倒闭。

在“先行者”ofo和“后进生”摩拜的双寡头格局竞争中，也都频频曝出资金吃紧状况。

回想当年的滴滴、快的、Uber，就是在资本喂养下，纷纷成为互联网领域的“巨婴”，进而爆发激烈车轮战。而今这些只有两三年商战经验的共享单车企业，并不知道，历史的悲剧开始在它们身上重演。

自今年3月起，戴威开始展开调整和变化。据刘新介绍，ofo首先将三四线城市的供应链团队划入“重裁区”，在节省成本寻求自救的同时，ofo还开始寻求新的盈利模式和变现途径。

据上述ofo前成员、接近戴威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记者透露，面对ofo资金链问题，戴威于今年5月转投区块链项目，既在公司内成立了区块链实验室，还与新加坡区块链团队GSE　Lab合推骑车挖矿，而快的打车创始人陈伟星也曾对外表示，戴威曾多次与其交流ofo如何开始区块链化。

此后ofo在6月里将运维人员从12000人缩减至9000人，总部整体员工比例降到50%，管理层发生剧变，戴威都未露面，当时是联合创始人于信对外发声，“这并非裁员，而是重新梳理团队”。

此后，ofo收缩海外业务线，被供应链和通信服务商发起诉讼，甚至戴威不再担任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戴威也都未面对媒体或对外发声。

裁员、融资难、缩减海外业务、拖欠供应商货款被起诉、押金难退、转投区块链、尝试卖身等真假负面消息层出不穷，让业内很难对ofo抱以乐观情绪，同时一件事显而易见——ofo真的没钱了。

从被资本助推围宠，到橙黄之战、南北对峙，再到如今的自身难保，ofo创始人戴威到底还是看清了现实，他在内部会议上主动“认错”。只是，当下ofo亟待解决的不再是戴威想不想卖，而是谁愿意做接盘侠。

刘兴亮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共享单车在资本拥趸下，逐渐走向了一个“疯狂融资——造车——投放——再融资——再造车——再投放”的死循环，参与者的竞争模式也变得极其简单粗暴——争夺市场老大，无限度融资，再烧钱造单车投放到市场中去。“共享经济连接供需两端，本身是轻资产的模式，但ofo和摩拜却是自有单车租赁的重资产模式。”刘兴亮告诉记者，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不同于滴滴等出行企业，不仅技术创新遭质疑，分时租赁的收入相较超千万量级的车辆投放、硬件损耗及其他管理费用，即便经历了从天使到E轮的十余起融资，ofo很难自我造血。

ofo投资人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一直强调“独立发展”,　并在多个场合表态ofo和摩拜两家是针尖对麦芒，“短时间内便将结束战斗”。然而，他在2017年9月突然改口，“目前ofo与摩拜已经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每个月还要投入大量资金运营，唯有合并才能盈利。”

对于“谁合并谁”，朱啸虎认为，“这对资本来说并不重要”，显而易见，他看重的是投资回报。

随后在11月份，摩拜和ofo被曝共挪用60亿元押金填补资金缺口，尽管两家公司均未直接回应，但这一消息瞬时让共享单车模式遭受质疑。这让朱啸虎更加强调合并的必要性。

“摩拜和ofo再继续打消耗战是没有意义的，在行业还没山穷水尽的时候合并，需要大智慧和大格局。”朱啸虎不断催促着两方就合并进行谈判。

作为摩拜单车投资方、愉悦资本创始人刘二海也主张两家合并，但“我反对合并的公司为一家大公司所控制，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口中的大公司指的是滴滴。

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016年下半年时，滴滴就进入了ofo的投资人队伍，并连续跟投多轮，成为ofo的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

当摩拜和ofo的合并建议提出后，滴滴的目的十分明确——它想要成为合并后公司的控制者，这让在资本博弈中的戴威难以接受，他靠着创始人的“一票否决权”与滴滴分庭抗礼，果断拒绝了合并方案。

“非常感谢资本，助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希望能尊重创业者的理想。”戴威公开强调自身及团队的“独立性”。这一举动让力推ofo和摩拜合并的朱啸虎直接于2017年年底，向阿里转让了持有股权，退出ofo。

即便如此，当年的ofo年会办得是极为热闹。戴威为十名优秀员工颁发了证书，还分别“犒劳”了牧马人、期权及额外四个月的工资奖励。要知道，当时ofo的账面上已接近赤字。而热闹过后的戴威，只得向巨头“请求援助”。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同时制衡滴滴，ofo不仅拿下了阿里旗下蚂蚁金服的投资，甚至在今年1月以抵押动产的方式获得阿里17.7亿元贷款，后又在3月通过股权与债券并行的方式获得了阿里领投的8.66亿美元，使阿里直接进入了ofo董事会。

夹在滴滴和阿里之间的ofo，原想择一良木而栖，却未料想滴滴托管了小蓝单车，并加紧推进“青桔单车”，而阿里则不断战略投资哈罗单车，且无意对ofo进行并购。

最让ofo意想不到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摩拜竟选择了“卖身”美团。

“一直都坚持公司独立发展”的摩拜CEO王晓峰感到很无奈，“团队也犯了很多错误，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中国创业公司永远绕不开各种巨头……”起初业内不明白王晓峰缘何叹息，直到并购案细节被披露出来，才发现这一结果完全受大股东意志主导，连创始人胡玮炜都无可奈何。

“资本是助推你的，但是最后，其实你都得还回去。”胡玮炜在采访中表达着自己的切身感悟。

戴威看到，行业正在进入巨头收割阶段，独立生存的ofo危机四伏。就在摩拜归入美团麾下的几个月里，ofo被传收购、资金链断裂数次，就连曾经执着于收购ofo的滴滴也降低了购买意愿，这让ofo的估值一再走低。

当胡玮炜卖掉摩拜，实现财务自由时，业内不少艳羡的声音发出。但戴威有自己的打算，他期待ofo能逆袭。

李尧对ofo前办公地理想国际大厦很了解，“ofo早前在理想国际有四层办公楼，后来变成两层。”ofo在今年9月失去10层及11层的使用权。“整租楼层的公司租期一般为三年，即使租约到期，也需至少提前三个月跟物业说，他们才会通知我们（中介）。”李尧纳闷，ofo搬到理想国际一年左右，物业上周（大约11月1日）告知他，可寻找新的待租企业了。“说是租约到期，可这也太突然了。”

记者在访客区看到，零星几个员工进出，抬头可望见二层的部门空间，ofo员工刘新说，这里曾是ofo的海外部门和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工位富余很多，如今全员搬过来，会紧凑一些。

记者根据线索又找到与互联网金融中心相隔一条马路的丹棱SOHO3层，保安反映这里是刚被ofo租下来的办公区。为此记者向ofo官方求证，回应是“不了解情况”。

上述ofo前成员、接近戴威人士对记者表示，从租金贵的办公楼迁到租金相对便宜的地方，办公空间也大大缩减，这跟ofo一直以来的激进扩张策略背道而驰，资金紧缺是主要原因之一。

14日内部会议，从一些员工透露的相关会议内容来看，戴威现身除了对ofo的现状进行解释，还有致歉和反思。“当时确实没钱了，不想管了。”现实给戴威泼了一盆冷水，自己辛苦创立的公司会否像小蓝单车那样，落得个令人唏嘘的下场？“现在ofo员工们又找到了创业之初的那种干劲。”自2016年加入ofo的员工刘新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说道，“外界看现在的ofo，大部分认为是‘危’，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则充满了‘机’。”

然而，就在戴威现身后的第二天午间，一篇“ofo被多法院列入被执行人，涉及金额5360万元”的报道便被发出，这又如当头一棒敲打在刚被鼓舞了士气的ofo头上。

此前，ofo联合创始人张巳丁、于信、杨品杰三人面对镜头谈及他们眼中的戴威时，曾异口同声地提及戴威的口头禅——“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如今，面对ofo退押周期再拖延被诟病，戴威解释，“退押金没有问题，只是有困难。”就“大型券商中介机构入场做ofo破产重组”的传闻，戴威予以否认，“由于供应商债转股，目前资金情况正在好转，但依然困难。”

此时的ofo真的到了“至暗时刻”，在ofo生死攸关之际，戴威早已把口头禅抛之脑后，此时的他屡屡提及“困难”二字，反倒对解决的办法茫然未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还没有一个是真正影响世界的，但我认为ofo有这个机会。”戴威曾经信心十足，可如今看来，理想目标实在太遥远了，当下最要紧的是让ofo活下去。